最后，美国滥用美元的霸权地位，严重削弱了美元的信用基础。
该计划遵循2022年1月发布的《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原则》，采取渐进的、可预测的被动缩表方式，不是主动抛售资产，而是减少到期本金再投资。一方面，由于美元是全球贸易的主要计价货币，强势美元会使得相关商品以其他货币计价时价格更高。
这种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联合扩张，终于引发严重通货膨胀。对那些债务高企、经济脆弱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本轮全球通胀的挑战尤为严峻。随着通胀高企，很多国家出现示威游行和罢工潮，抗议生活成本飙升，要求提高工资待遇。直到最近，主要央行才先后表现出了抑制通胀的姿态。就目前经济环境而言，发达经济体并没有紧缩财政和持续大幅加息的条件。
虽然面临来自市场的巨大压力，但是日本央行在最近的会议上仍坚称，由于日本经济仍未走出低迷，现在收紧货币政策还为时过早。全球通胀肆虐之际，中央银行加息潮如期而至。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无到有且不断加码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简称QE：Quantitative Easing），是指当经济和就业明显低于预期目标，或者受到重大突发事件冲击，企业和家庭等市场主体收缩信贷需求、金融机构收紧信贷条件引发严重通货紧缩与流动性紧张，甚至可能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冲击，央行将政策性利率（基准利率）降低至0，甚至对金融机构实施负利率政策仍难以发挥扩张性政策作用，又不能采取行政手段推动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时，不得不采取的一种非常规特殊货币政策，即央行按照较优惠价格向金融机构购买指定范围的资产（主要是流动性较好的国债或政府债、高等级机构债或房贷抵押支持债券MBS等），相应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扩表），扩大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投放并推动其扩大信贷投放，维持金融体系与经济就业稳定。
涌入美国的资本，除一小部分投到房地产上，推动美国房产价格开始步入上升通道外，绝大部分涌入本就过热的网络产业上，推动网络泡沫急剧膨胀。5月美联储再次加息0.5个百分点，并宣布从6月开始推动缩表。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也在不断降低。3、2020年新冠疫情大暴发美国再度实施更大规模QE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快速向全球蔓延，尽管3月上旬美国确诊病例并不多，但由于美国是全球资本和金融中心，疫情对他国金融及经济社会的影响已经反映到美国股市等金融市场。
当时仅靠美联储（沃尔克时任主席期间）等央行大幅加息，是难以摆脱困境的。2、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被迫推出QE 2003年6月美国基准利率降低至1%之后，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和大宗商品价格走高，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开始显现。
全球范围内，QE也逐步从货币政策例外选择，逐步变成越来越普遍且频繁的选择，美国也成为实施QE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更重要的是，美国严重的通货膨胀，并不完全是政府救助、央行扩表推动的需求扩张、经济增长引发的，还存在着供给端受阻的影响。2020年3月，为应对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对经济金融带来的冲击，美联储大幅降低基准利率至0-0.25%，同时宣布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金融机构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与房贷支持债券（MBS）等以向其注入流动性，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础上，推动金融机构扩大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信贷投放，压低社会融资成本（包括国债利率），加大政府社会救助力度，促进经济恢复与社会稳定。为此，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刺激房地产发展，美联储配套大幅降息，并鼓励金融机构扩大住房按揭贷款。
其中，日本成为非常典型的案例，日本也由此成为实施QE较早且非常深刻的国家。这些产品吸引了全球资本大量投入，并进一步拉动房产价格的上升，由此不断积累和放大次贷证券化产品风险。由此，美国财政部长已承认，去年认为通胀高企是暂时性的判断错误，高通胀已成全球问题，美国可能面临长期高通胀。在美联储扩大QE规模向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的同时，金融机构却因市场环境不佳而不敢扩大信贷投放，进而不断扩大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或隔夜逆回购存款。
上世纪大滞胀爆发后，很快迎来了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以及世界劳动人口快速增长，这些成为摆脱大滞胀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方面，美国CPI同比上涨从2021年2月的1.7%，跳升至2022年2、3、4月的7.9%、8.5%、8.3%（环比仍在上升），通货膨胀压力远超预期，已经引发社会不安定与对执政党的不满，迫使美联储开始缩减购债规模，并进而开始加息和启动缩表。
之后，为应对全球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美联储停止缩表，并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其资产负债规模逐步反弹至2020年3月的4.5万亿美元上下，再次回到此前高点水平。为此，2021年11月美联储宣布开始收缩购债规模，并发出可能加息的提示。
美国自2018年开始加强贸易保护并不断强化技术与科技产品出口管控，再加上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使很多国家生产和运输严重受阻，特别是2022年中国再次遭受疫情严重冲击，以及俄乌战争爆发后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同时不断强化对中国的围堵打压等天灾人祸多种因素，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能源、粮食、芯片相关产品等价格大幅提升，推动全球范围内通货膨胀压力大幅增强。2008年9月初，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约9400亿美元上下。由此推动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从2020年2月末的4.21万亿美元左右扩大到2022年3月以来的9万亿美元左右。为此，美联储被迫大幅降息至年底的0-0.25%，并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向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这使美联储在2009年大规模量化宽松和扩表之后，陷入政策调整进退两难前所未有的巨大困境。为减轻金融机构因资金用不出去而存放央行的低收入压力，避免金融机构因收入减少而提高对外提供信贷投放的利率，美联储自2021年6月开始，提高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和隔夜逆回购（央行回笼资金）利率各5个基点。
但接下来即使各月同比上涨有所下降，但环比仍可能保持上升。相比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还能大规模刺激房地产发展予以对冲，再加上中国加入WTO推动世界经济加快发展，使美联储避免了降息至0并被迫实施QE的窘境
但我们的观察是，这些银行并没有真的发放更多的中小企业贷款。第二，目前货币政策的关键可能是力度而不是工具。
从蒙代尔的三元悖论到Helena Rey的二元悖论，都指向跨境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存在一个权衡关系。为什么中国的货币政策运行看起来与许多市场经济不太一样，我理解周行长的解释，主要是因为中国既是一个大型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重要的转轨经济。
国内在讨论央行利率政策空间时，似乎有一个共识，认为中外利差对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重要。许多实证研究的结论是，目前中国采取的是杂交型货币政策规则，虽然价格规则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数量规则和价格规则其实是同时在发挥作用。当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可能没有财政政策作用大，要更多依靠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形势。若希望在短期内提振经济，也许关键并不在于采取何种政策工具，而在于能否加大政策力度，向市场传递足够强劲的政策信号。
原因很简单，过去这些银行没有发放更多的中小企业贷款，不是因为缺乏流动性，而是因为缺乏有效的风控手段，或者因为贷款利率压得太低而无利可图。当然，也有一些结构性货币政策是比较容易监督执行的，比如央行为商业银行提供再贷款或再贴现直接定向给一些企业或项目融资。
但这些行政性的要求对银行财务状况的含义，却是值得密切观察、深入分析的。由于我国仍处于经济转型阶段，货币政策呈现出价格规则与数量规则同时发挥作用的特征，当然价格规则的重要性在逐步提升。
实际上，中小银行在获得更多的流动性的时候，反而增加了发放给大规模银行的贷款。对这个观点，我只同意一半。
最近几年来，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工具越来越多，像央行再贷款、再贴现、定向降准等。因此，在讨论当下应该主要运用价格型工具还是数量型工具的时候，首先应该理解我国货币政策采取的就是价格与数量混杂型的规则。进入 黄益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货币政策 。第一，当前我国货币政策遵循的杂交型规则。
在运用货币政策稳增长的过程中，可能数量规则、价格规则都很重要。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处于转型过程中，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货币政策也相应地从数量规则（麦克勒姆规则）向价格规则（泰勒规则）过渡。
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否真的都能直达目标客户群，这是第二个疑虑。因为在经济形势向好、金融体系稳健的情况下，利差确实没有那么重要，即便美联储连续加息，资本外逃的压力也不会很大。
降利率不仅有助于刺激信贷需求，还可以帮助企业减轻还本付息的压力，缓解现金流紧张的困难，这对于经济稳定也是有帮助的。这就引发了第一个疑虑：如果货币政策中结构性的成分越来越高，那货币政策的总量特征也许就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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